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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渴望与你进一步亲近,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30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通过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根据邮传部的记载,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忤逆电报”多件,甚至说,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跟从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其略文如下:“宦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宦窃不自量,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
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但是可想而知,将来的话语世界,必是他们的天下。
袁世凯万万没料到,陈宦既然能出卖黎元洪,自然也能出卖袁世凯,而且这一次出卖得又狠又辣,一封通电就直接要了他的命。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之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向贵国派遣军队的所有国家都公开了同样的目的。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自从这封通电公开之后,陈宦就一直霉星高照,完全丧失了政治智慧。他先被撵出四川,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然后府院之争时又站错了队,问黎元洪要湖南督军的位子,以致与段祺瑞彻底交恶;后来他得罪了大将傅良佐,还跟部下冯玉祥结梁子结到大拆铁路的地步,最后弄得四面楚歌,被迫引退,从此再未复出,淡出了历史舞台。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不过莫尔斯电报使用的是“不等长码”,每个字母和数字之间的码长都不等。比如E用一个“.”来代表,而Y则是“-.--”,两者之间差着三位电码,容易造成混乱。一直到1874年,法国人艾米尔博多(EmileBaudot)才发明了基于等长码技术的博多电传码。
她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当年是康熙皇帝的手下败将,应该最好对付,于是便先给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发了一封电报: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段祺瑞千盼万盼,总算盼来了衡阳拍来一封电报,看完以后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中国的海关当时由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经营情况相对较好,年收入1200万两,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税源,也是各种洋务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电报总局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是借用了海关的经费来经办的。但是津沪线建成四个月,在一群腐败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甚大。身兼官、商两职的盛宣怀,自然想到了引入较为灵活、先进的商业资本来扭亏为盈。这个在前面说及盛宣怀时已经提到,不再细述,下面主要谈一谈中国的电报事业是怎么由“官督商办”又变回“官督官办”的。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中国所有大报馆都收到了这一次的电稿,在第一时间登出。原本这起冲突只是北洋内部事务,这一下子这等于是吴把恳求大总统罢战的要求向全国人民公开。有了前两封通电的绵密伏笔,这一次的通电登时在全国引发轰动,人人皆知有个北洋军的师长数次通电,慷慨直言要求和谈,甚至不惜得罪大佬段祺瑞。
等到孙中山客套完了,邓廷铿又拽着他上了使馆二楼,去见另外一位广东籍随员李盛钟。过不多时,马格里假装走过来,说国内来了电报,密级很高,请邓廷铿亲自译出。邓又拽着孙中山上了三楼译电室,一步步引着他进入毂中。
惠斯通对电报的兴趣,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电报机的理论雏形已经出现,欧洲科学界各门各派都在致力于制造出实用化的电报装置来。惠斯通出身声学专业,在一开始走了点弯路,研究了足足好几年如何让声音实现长距离传送,却屡次失败,一直处于苦恼中。直到1837年许林格来英国演示他的磁针电报,惠斯通这才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电学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应用。许林格回国后不久便染病去世,改进电报机的接力棒便交到了惠斯通先生手里。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同时向12个国家宣布开战,史无前例。宣战后,清廷将《宣战诏书》转电各地,并命令沿江、沿海各省“召集义民”、共御外侮。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情急之下,袁世凯一个电话把梁士诒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梁士诒是袁最信任的几个亲信之一,他手里有保险柜的备用钥匙。听到袁世凯的召唤,梁士诒不敢怠慢,连夜带着钥匙赶去袁府。袁世凯拿到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密码本,找了一间密室开始逐字逐句翻译,梁士诒则一直等在外面。
当时外交决裂,形势万分火急,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不虞有诈,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
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和二字而已。举国已经人心厌战,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自然无往而不利,几次通电交锋下来,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段、张要打仗,吴要和平”,人心所向不言而喻,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密码是人类通讯史上永恒的主题。电报作为一大载体,关于电报加密与解密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股东们虽然不甘心,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只好认了。可是既然说是要“收赎商股”,这个价钱应该怎么定呢?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官商两方争得面红耳赤。官方认为,这些年你们已经挣了不少红利了,票面价值100元的股票最多只能支付180元;而商人们拿出上一年的账簿,说现在光账面上的资产就有500多万元,平均下来,一股不能少于240元才对。争来争去,大腿还是比胳膊粗,最后的赎买价格,就敲定在180元。
丁日昌冷笑,你雷诺不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吗?那我就再给你“既成”一回!经商赢利我不行,暴力拆迁,嘿嘿,你不行。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到了直奉撕破了脸开打的时候,吴佩孚兵马未动,又是电战先行。以往电战,还要讲究一个理,到了这一次电战,就已经是赤裸裸的隔空对骂了,两边都卯足了劲要学那诸葛亮骂死王朗。

吴佩孚这手收放自如的通电手腕儿,据说也不是无师自通,而是得自张其锽的真传。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邮传部,主管有尚书(后期改称大臣、正首领)一人,侍郎(后期改称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电报总局合入邮传部成为电政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职位,其中主管级的郎中和员外郎每年薪俸可以达到160两,比起其他部的官员来说是相当优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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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何晓斌
相遇是缘是福,
携手共老

嫁给我吧!你知道吗?过一万年也不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

手竟
可以慷慨,
案你
我明媚的笑容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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