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还能再长;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进而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平时还好,中法战争期间,羽书如雪,战报频繁往来,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核发现资”,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而且从今往后,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
                                    不过这篇檄文也并非全无妙处。本来郭明明反的是张氏父子,却被饶汉祥作成了一篇敦促张作霖让位张学良的兵谏文章。从头到尾不提张作霖的不是,只是不停称赞张学良,最后说让少帅“总制辽疆”,老帅“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可谓乾坤大挪移式的神来之笔。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此时的清朝政府也是一样,电报局里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的副手是郑观应。
                                    我们都知道,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统。它始建于隋文帝时期,在唐代得到完善与进一步的发展,从宋朝以后,三省制有所废弃,但掌管天下具体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制度却延续到清朝末年,前后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陈宦立刻心领神会,按照老师给的提示开始草拟第三封通电稿。按照骆成骧的设计,前两封电报的怀柔功夫已经做足,这第三封电报就该是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袁世凯,以便在全国造成影响,形成政治上的优势。因此这一封通电乃是文眼所在,须得措词慎重。
                                    可没想到的是,吴佩孚这小子放的原来不是麻雷子,而是二踢脚。没等大家搞清楚缘由,吴佩孚又出了第二招。他发了一封敦促冯国璋进行南北和谈的通电,史称马电。在这封通电里,吴佩孚敦促冯国璋履行总统职责,下令全国罢战。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9月22日,正与粤军血战的沈鸿英接到了一封军事电报,文尾署有“督军马”的字样。绿林出身的大老粗沈鸿英压根不知“马”是21日的代字,尚以为与他素有不和的马济当了广东督军,于是愤怒地留下一句千古名言:“还打个卵,替人家打天下。”当即下令撤军。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这些土包子中间,就有莫尔斯。感性丰富的他,一下子被“电”这个看不见摸得着的小精灵给狠狠地“电”到了,就好像听到许林格演讲的惠斯通一样,醍醐灌顶,大彻大悟。杰克逊在讲解的时候曾经说到,电流不管通过多长的导线都只是一瞬间的事。离家已久、近乡情切的莫尔斯很自然地联想到,如果能用电流来传递信息的话,那不就真能做到天涯若比邻,可以时刻和心爱的家人保持联系了吗?这个时候,莫尔斯根本还不了解已经有不少发明者在发明电报机的道路上前仆后继,但他已经被自己的迷人设想深深打动了,在速写本上重重写下了“电报”这个大字。当重新踏上阔别3年的美国土地时,莫尔斯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己研制出电报机来。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舆论的控制管理,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然后报纸予以转载,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这位骆成骧骆老先生可不是一般学者,可算是民国一代名人,在四川享有极高的名望。骆老先生籍贯资中人,光绪二十七年乙未科殿试第一,和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同科,人称末代状元。可不要小看这个状元的名衔,要知道,有清260余年,四川一省只出过这么一个状元,可见他在川人中的地位。如今成都的落酱园巷,其实原名就是骆状元巷,是他在成都的居所,音讹字转成了如今的名字罢了。
                                    所谓的“扁平的世界”和“世界村”当然都是综合意义上的论述,它包括了太多太多的含义和内容,例如交通的发达,经济结构的改变等等,但是从历史的发展和根源来追溯的话,首先开始从基础上改变我们生活的,是通信手段的进步。
                                    深受鼓励的吴佩孚越战越勇,彻底放开了手,又连发数电,又是反对安福系操纵国会,又是要求先和谈再选总统,还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招招都打到皖系的七寸。段祺瑞唯一能作的,就是天天催曹锟去勒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曹锟能勒住早勒了。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在这种形势之下,孙中山不敢在国内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门,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立刻出境,于是孙中山匆匆坐船抵达日本神户,在神户割掉辫子割掉,改换西服,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1896年初,孙中山携妻子卢慕贞与孙科前往夏威夷,接着又辗转前往美国本土。当时三藩市华人数量最多,于是孙中山前往那里,还在唐人街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进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鸿章差不多也是同时开始动身访美,清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空前频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别多。孙中山在唐人街一开口,密探立刻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清政府驻华盛顿的公使,说此人形迹作派,很象是通缉令上的孙文。
                                    经元善,字莲珊,号剡溪聋叟,是上海著名的富商,热心于洋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对民族企业尤为支持。当时由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的电报线路架设工程缺钱上马,需要吸纳民间资金,主持此事的盛宣怀找到经元善想办法,他当即痛快承诺,并和谢家福、郑观应联合组织35万两白银投入。以此功绩,经元善被李鸿章任命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从此与电报有了不解之缘,担任此职长达十八年之久,把上海电报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好不兴旺。对于维新变法,经元善是举双手赞成,并且身体力行,积极在上海实行新政。
                                    可见电报用的密码本,属于极为关键的机要文件,一般要人无不是亲自携带,唯恐言传六耳,事泄不密,必要时甚至亲力亲为,译电都不让他人沾手,慎重之极。即便是贵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也曾经亲自译过电报,以保机密,这也算是一段民国轶事。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吗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第一条:“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用白银3000两赎回。”——这条吴淞旱线,就是丹麦人偷偷架设、险些气死沈秉成的那条非法线路。
                                    这封急电的全文如下:“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想了许久,邵飘萍眼睛突然一亮。有了!你吴佩孚不是最喜欢为老百姓通电喊话和平么?不是最喜欢说什么“同种残杀,尤足痛心”么?你看看你的作为,和你说的是不是不同?这么多年来,你看看你打的仗,为国为民的是哪一仗?为直系为曹锟为你吴某人自己的,又是哪一仗?你当年通电骂皖系祸国殃民,为什么又甘为段祺瑞走犬?你当年通电骂奉系是国贼,为什么现在又跟国贼联手对付冯玉祥?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洋人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段祺瑞千盼万盼,总算盼来了衡阳拍来一封电报,看完以后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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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美好
                                    一次

                                    但我们仍匆匆错过

                                    情发
                                    何相忘
                                    清冷
                                    但是不要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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